朗读者第6期嘉宾 张鲁新:青藏线功臣


朗读者张鲁新:青藏线功臣

张鲁新,著名冻土科学家。1947年11月生于河北宁津。1970年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即今天的西南交通大学,主攻铁道工程地质专业,现任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专家咨询组组长,中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文名:张鲁新

国 籍:中国

出生地:河北宁津

出生日期:1947年11月

职 业:博士生导师

毕业院校:唐山铁道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

1970年8月从唐山铁道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铁道工程系工程地质专业毕业后,张鲁新被分配到齐齐哈尔市铁路局加格达奇分局的一个线路队。

1973年冬天,在齐齐哈尔召开了一次多年冻士研讨会。会上,张鲁新认识了中国科学院兰州冻土研究所专家徐学祖。从徐学祖的专题报告里,张鲁新了解了青藏高原。“我当时想,要成为冻土学家,必须走向高原。而毛主席的‘青藏铁路要修’这句话,更坚定了我到青藏高原的决心。”

1974年冬天,张鲁新被调到兰州铁道部西北研究所。那时,他结婚刚刚7天,只身去了大西北,把爱人留在了大兴安岭。到西北研究所后,张鲁新担任青藏铁路多年冻土分布与特征研究课题组组长,和其他科研人员一道走上了青藏高原。 “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进藏的情景,我们一帮年轻人乘坐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上山,只有女同志才有资格坐在驾驶室里,男同志全都在后面的车斗里,在沙石路上晃荡了整整一个星期,来到了海拔4700米的五道梁。”人到五道梁,难见爹和娘。“当时我头痛欲裂,吃什么止痛药都不管用,只能抱着脑袋拼命地喊。3月份,五道梁零下十几摄氏度,我们刚搭好帐篷,大风就把帐篷吹跑了,我们在后面拼命地追,追到后扑到帐篷上压住,我们几个人喘了一个多小时的粗气,才有劲把帐篷扛回来。” 从此,张鲁新就在青藏高原上住了下来。这一住就是32年。


 

数次走到“鬼门关”

青藏高原许多地方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氧气含量仅为海平面的一半左右,极端气温可达零下40℃,被称为“生命禁区”。“为了研究高原冻土,有好几次差点进入鬼门关。”张鲁新告诉记者。

1976年,张鲁新等人对青藏铁路的东线方案进行科学考察。7月的一天,张鲁新和两个同伴到尺曲河一带考察。“一场暴风雪突然袭来,天昏地暗,我们迷失了方向。我们不知东西南北地摸索着,感觉离营地越来越远。”夜里3时,浑身湿透的三个人再也走不动了,蜷缩在一个避风处,开始谈到了遗书和如何保留冻土资料。迷迷糊糊中,张鲁新似乎听到了有人带着哭声呼喊他们的名字。“我们三个人又累又饿,已经没有力气发出一点声音。万般无奈中,我们搜出身上还有一个防水的纸烟盒以及最后三根火柴。我们把烟盒撕成了三条。点燃一条,被风吹灭了;再点燃一条,还是没人注意。只剩最后一点希望了,我颤抖着把最后一条烟盒点燃,火苗蹿起。借着黑夜中的一丝光亮,同伴发现了我们。”就这样,同伴从死神手上为未来的青藏铁路拉回了一位科技之星。 张鲁新在青藏铁路冻土的科学考察中,还曾遭到土匪的抢劫,因他身上没有什么财物,而躲过了一劫;他曾因食物中毒,吐了两天两夜。“也许是我对青藏铁路事业的执著感动了上天,才能数次死里逃生。”

上世纪70年代,从事青藏铁路冻土研究的有一百多人。1984年,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建成并交由兰州铁路局运营。由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及经济实力等种种原因,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没有继续修建。许多专家调走的调走,改行的改行,只有张鲁新等几个人苦苦坚持了下来。尽管不知道青藏铁路何时重新上马,但他还是在寂寞中研究,在痛苦中等待。因为他坚信,青藏铁路总有上马的一天。


 

他的研究成果影响了青藏铁路的走向

2000年7月,中央决定重新上马修建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并派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前往格尔木考察。 “当时,我刚刚坐火车回到兰州,连行李都没来得及放下,急忙又赶回了格尔木。”张鲁新说,冻土难题能否攻克,是决定青藏铁路能否上马的关键。“我要把二十多年来青藏高原永久性冻土地带的科研成果进行汇报,只有用科学的论据说服铁道部领导,他们才能向党中央、国务院陈述建设青藏铁路的充分理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鲁新的此次格尔木之行,关系到青藏铁路上马与否的历史性抉择。 那天汇报的人很多,直到上午11时30分,才轮到张鲁新发言。他的发言很快,想把憋在肚子里的千言万语,在半个小时内讲完,怕耽误了孙永福的时间。孙永福说:“你讲慢一些,把这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都讲出来,你们科研能够坚持二十多年,我听几个小时还不行吗?不听完你的汇报,我们不散会,不吃饭。” 听到这句话,张鲁新的眼泪差点流出来。张鲁新的发言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孙永福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老张,你今天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对青藏铁路的上马、破解高原冻土难题,我们更有信心了。”

2000年9月,中央召开了几次修建青藏铁路论证会,张鲁新作为唯一一个坚持下来的冻土专家参加了。在一次决定青藏铁路命运的会议上,许多人都反对修建青藏铁路。会上有不少人提出,青藏高原海拔太高,人们根本呆不住,更无法施工。张鲁新缓缓地站起来说:“你们看看我,我在那里呆了快三十年了。” 就在那次会议上,青藏铁路的路线被确定下来。一些媒体后来评价说,在一定程度上,张鲁新影响了青藏铁路的走向。

2001年6月29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格尔木南山口———青藏铁路新线起点处,宣布青藏铁路正式开工时,张鲁新激动得热泪盈眶。 曾培炎在给他颁奖时说:“这是祖国和人民对你的奖赏” 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开工后,张鲁新被聘为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专家咨询组组长,负责重大技术问题的技术咨询和决策。全长1142公里的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是目前全球穿越永久性冻土地区最长的高原铁路,要经过连续多年冻土地段550公里,而在多年冻土段修筑铁路是一项世界性技术难题。青藏铁路开工后,铁道部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高原铁路的目标,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在高原冻土区进行的铁路建设工程,作为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专家咨询组组长,张鲁新深知重任在肩。青藏高原冬季不能施工,施工人员冬休了。但是,张鲁新没有休息,三年冬休他从没有顾上参加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安排的疗养。他把冬休期当成深入研究青藏铁路冻土问题的机会,一门心思为解决青藏铁路冻土问题提前提出对策,更好地发挥专家咨询作用。

2003年7月中旬,中科院领导视察青藏铁路试验工程和冻土区工程,张鲁新感冒发烧,正在病床上输液。此时上高原,很容易诱发高原病,有生命危险。为了不失去和冻土科研专家交流学习的机会,张鲁新拖着病体,不顾医生劝阻,毅然陪同中科院领导视察青藏铁路试验工程和冻土区工程,向中科院领导和院士们汇报了青藏铁路试验工程科研情况,以自己对青藏铁路建设以来设计、施工重大技术问题的认识,写出题为《青藏铁路建设设计和施工过程对冻土问题认识的回顾与思考》汇报稿,被院士们认为是一份“科学性很强的报告”。

2004年4月7日,青藏铁路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青藏铁路领导小组组长曾培炎亲自为张鲁新颁发火车头奖章,亲切地握住张鲁新的手说:“这是祖国和人民对你的奖赏啊!” “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情感 支撑“人活一辈子,总得有点专业追求。解决高原冻土问题,就是我这辈子的人生追求。可以说,我这一生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在接受记者采访过程中,张鲁新教授反复强调这一点。“家庭给予的支持太多了。为此,我常常在暗地里自责,我对妻子、儿子、母亲充满了歉疚。”

1974年冬,张鲁新与妻子李郁芬在大兴安岭举行了婚礼,但事业却与他们的新婚生活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婚后才一个星期,张鲁新就被调到兰州铁道部西北研究所,走上了青藏高原,把爱人单独留在了大兴安岭。直到1977年,李郁芬调到兰州市邮政局当了一名信件分拣工,两人才见上一面。 自古忠孝难两全。张鲁新至今觉得愧对母亲的是,没能在她弥留之际,送她老人家一程。

1975年1月,父亲给他写信说,母亲患直肠癌到了晚期,希望他回来和母亲见上一面。张鲁新从西藏赶回山东,刚刚坐在母亲的病床前,母亲说:“新儿,你为何不把外语书带来?研究冻土,不以苏联的冻土作参考你还研究什么冻土?研究苏联冻土,不学习俄语,你怎么去研究?”这样,回家的半个月,照顾母亲和学习俄语成为张鲁新的双重任务。母亲看到儿子很努力,十分欣慰,她说:“等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回来了,好男儿志在四方。”1975年11月,母亲去世了,那时张鲁新正战斗在那曲的大草原上。母亲弥留之际,留给张鲁新的话是:“新儿,西藏是个好地方,你要在那里安心工作……”

1978年年底,他们有了自己的儿子张楠。在儿子刚刚满月的时候,张鲁新就上了唐古拉山。直到1980年春节他才下山,孩子都会跑了。儿子见到爸爸直喊“叔叔”,硬是不让进门。为此,张鲁新曾被邻居们批评:“老张,你好狠心呀,你一年四季不在家,妻子下着雨去买粮,一手打着伞,一手提着粮,打伞的臂弯里还要坐着你的儿子,负重爬六楼,你心疼不心疼?”为此,他难过地哭了一场。但几天之后,他还是又上了高原。 如今已27岁的张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理解爸爸。在他二十多年的人生中,爸爸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总共还不到两年。

2002年夏,张楠走上青藏高原,要了解一个真实的爸爸。当他看到青藏铁路如巨龙腾跃而起时,他感到无比的骄傲。在那一刻,他才真正地理解了爸爸:“我爸爸这些年抛家别舍,值得!” 正是有了妻子、母亲、儿子的理解和支持,使张鲁新完全进入了忘我的工作状态,为国家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为青藏铁路耗尽了半生心血。“能在退休之前,看到青藏铁路通车,我三十多年的夙愿总算了啦。”张鲁新感慨万千。

除了敬重还是敬重 采访张鲁新教授,是在感动和泪眼朦胧中进行的。 32年前,因为毛主席的一句话,他离开燕尔新婚的妻子,只身踏上了青藏高原。他当初也许不会想到,为了青藏铁路通车这一天,他苦苦在高原守候了32个春秋。 冻土难题能否攻克,是决定青藏铁路能否上马的关键。面对这个世界性的科学难题,张鲁新和几代科学家前赴后继,踏遍了风火山、可可西里、沱沱河、唐古拉……

在20世纪80年代,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停止修建后,张鲁新的同行者调走的调走,离开的离开,他却留了下来,因为他坚信“青藏铁路总会有上马的那天”。 坐在记者面前的张鲁新,不仅有长者的谦和,更多透出的是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认真和严谨。他几次纠正记者掌握的不太准确的数字。他说,1979年冬,为了获取冻土长期承载力数据,一天,在白雪皑皑、狂风呼啸的风火山上,在零下30℃的寒夜里,他顶着雪花冰粒,不顾腿脚冻僵,站立8个小时观测。当时,他只有一个念头,每一个数据必须准确无误,否则,将会影响科研的正确性。在张鲁新奉献青藏高原攻克冻土难关的三十多年中,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

有人说,张鲁新可以不选择高原。因为他选择了冻土,所以才选择了高原。他可以不选择寂寞,即便是不搞科学研究,他也有资格选择用欢乐和美妙去打发人生。但张鲁新选择了高原和寂寞。“人生总得有点追求,研究冻土就是我这辈子的追求。”张鲁新朴实的话语表达了一个科学家的坚忍和执著。应该说,张鲁新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是在青藏高原度过的。他将青藏高原变成了自己生命的精神家园,当年的黑发人也逐渐变成了今天的白发人。 此刻,哪怕是最华美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出记者对张鲁新这位老人的感情。除了敬重还是敬重。

在海拔4800米以上的高原,为确定冻土的性质,张鲁新与另外一名同志一年曾挖过437个试坑;为确定青藏铁路线路方案,张鲁新曾步行在雪域荒原考察;为了获取冻土长期承载力数据,张鲁新曾在零下30摄氏度的寒夜里顶着雪花和冰粒,不顾腿脚冻僵,站立8个小时观测……


 

张鲁新 济南走出的“天路”科学家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正式通车,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所以人们崇敬地称它为“天路”。在很多人心目中,这是一条“朝圣之路”,路上跋涉着很多追寻梦想的人,他们的梦想是纯净的蓝天白云,神秘的宗教圣地;同时,这条路上还有另一群值得讴歌的跋涉者,他们也在追寻自己的梦想,因为这条路还通往另一个圣地,那就是真实与科学的殿堂。

在这群人里面,张鲁新也许是最应该值得我们尊敬的人之一,这不仅因为他解决了青藏铁路建设中的最大难题,不仅因为他在雪域高原度过了40年春秋,也不仅因为他为科学研究九死一生历尽艰辛,还因为他是我们济南走出的科学家,他在济南生活了十几年,济南的生活经历让他终生难忘。25日晚,本报记者电话采访了远在格尔木的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首席科学家张鲁新。

7月25日晚7时30分,当记者拨通几千公里之外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专家办公室的电话时,身为总指挥部专家组组长的张鲁新正在为青藏铁路建设撰写技术总结与咨询报告。

采访中,记者逐渐认识了一个和想像中完全不同的张鲁新,一个真实乐观、爱读小说、爱看电影、滑冰游泳弹钢琴样样精通、由衷热爱生活、热爱科学的张鲁新。

新婚7天告别妻子奔赴高原,一别三年;长年坚守观测站,40年里取得1200多万个数据;生命禁区历尽艰辛、多次面临死亡考验

青藏铁路的建设有三大难题:多年冻土、高寒缺氧和生态脆弱,其中冻土问题是头号难题。早在1958年9月就动工的青藏铁路,在施工两年之后的1961年全部停工。国外甚至有人说,只要昆仑山在,铁路就永远修不到拉萨。在工程上解决青藏铁路冻土问题的人,就是张鲁新。

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火车头奖章”的获得者,张鲁新以其深厚的专业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坚韧不拔的人格魅力,成为公认的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惟一的首席科学家,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在生命禁区筑成的这一条路。

也许是出于一个科学家严谨细致的本能,张鲁新对自己人生中很多重要经历的日期都记得很清楚,1975年3月25日就是其中一个。这一天,张鲁新第一次真正接触到青藏铁路建设工程。张鲁新坐在装满了炸药的救护车里,走了七天,来到了海拔4760多米的五道梁。当时气温已经零下20多度,躺在铺着席子的大通铺上:“冷还是次要的,主要是头疼的受不了,疼的真是想打滚,抱着脑袋拼命喊,可是我敢非常真实地说,当时我没有任何想回去的念头。”

张鲁新1970年8月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1972年唐山铁道学院迁至四川,更为现名)铁道工程系工程地质专业, 毕业后被分配到大兴安岭。毛主席一句话“青藏铁路一定要修”,让张鲁新报名参加了青藏铁路冻土研究队伍,新婚第7天,他就辞别妻子,奔赴了高原。当时他并没有想到,再见到妻子是在三年以后了。这三年中,张鲁新没有一丝后悔,今天,说到这些他依然很平静,只是说:“那个年代这是比较正常的,很多人都这样。”

1958年9月,青藏铁路从西宁到格尔木的一期工程上马,由于当时国内经济不堪重负,1961年,青藏铁路被迫停工,大队人马撤离了青藏高原,只保留了一个风火山冻土定位观测站,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座高海拔定位观测站。正是这个观测站的常年坚守,在40多年里共取得1200多万个观测数据,这些数据为青藏铁路的修建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在这个没有蔬菜、没有电、最后几年几乎完全没有任何经费的地方,张鲁新坚持到1988年。

这些年里发生了很多事:1976年的一天,张鲁新和两个同伴要走30公里确定图标。他们从上午8时出发,下午4时,才走到目的地。到了目的地,三个人全蒙了,这里根本找不到地图上标的山头,地图是错误的,三个人必须根据记忆走回去。天突然黑下来,下起了冰雹,他们脱下衣服来包住地图和材料,然后一步一步往宿营地摸。

夜里3时,浑身湿透的三个人再也走不动了,他们蜷缩在一个避风处,开始谈到了假如牺牲了该如何保存这些材料。迷迷糊糊中,他们听到了战友呼喊的声音。但是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发出一点声音,万般无奈中,他们找到一个防水的纸烟盒,以及最后三根火柴。他们把纸烟盒撕成三条,点燃一条,没人看见;再点燃一条,还没人注意:只剩下最后一点希望了,最后一条烟盒点燃,他模糊听到了战友的惊呼声……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说到这些,张鲁新没有任何激动或感慨之情。他说:“这些事也已经说了好几次,今天的年轻人听到后好像感到很不可思议或者感到很有传奇性,其实我们呆的地方是生命禁区,这些情况是时时刻刻存在的。当时我们也没意识到是什么九死一生,只要从事这项工作,就必然会面对这些。”张鲁新说,现在他把这些经历说给年轻人听,不是想强调什么艰苦,只是想告诉年轻人,碰到不顺心的事要自己学会努力克服,即使遇到生命挑战也不要惊慌失措,因为你躲是躲不过去的,只有勇敢面对它。一个人只有经过艰苦条件的锻炼,以后才能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保持平静的状态。

首席科学家在济南长大,在济南度过了小学、中学时光;从小成绩优异,生活有条理;爱读书,滑冰游泳唱歌样样精通;科学家也紧跟时尚,拥有很多“粉丝”

张鲁新1947年出生在河北宁津县(今属山东),但是还没上小学就来到了济南。“我一直把济南当作自己的故乡。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1988年还又回去工作了一年两个月。现在济南还有很多我的老同学、老朋友,我的哥哥和妹妹现在也生活在济南,不过现在他们都已经退休了”。说起当年的生活,张鲁新如数家珍:“我的小学是在县西巷小学,初中是在济南五中,高中则是济南一中。”

那时候张鲁新家住珍珠泉畔牛头巷。在他的记忆中,当时的济南非常干净整洁:“大明湖的水清澈见底,冬天滑冰、夏天游泳,是小孩子的乐园。我的游泳技术很好,会跳水就是那时候练的。”

张鲁新从小就显露出科学家的潜质,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在班级里从没有掉下过前三名,而且功课非常全面,不仅数理化成绩突出,包括体育、美术、音乐在内门门皆优:“初中三年级,有一次我考了个全市第一名,十门功课我是10个一百分,包括外语和语文”。高二时张鲁新已经自学完了高三的课程,高三时已经开始看大学的教科书了。张鲁新说,从第一天上学开始,自己学习从不需要家里人督促,都是自己安排生活和学习。即使上了大学住宿舍,也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得井井条理,所以后来自己一个人在高原生活,家里人对他也放心。“可能我确实从小就具备作为科学家需要具备的严谨与细心”,张鲁新笑言。

当年的老师中,张鲁新最感谢两位:一是初三时的班主任张振声,一是高中的物理老师许世喧。从两位老师身上张鲁新学到了很多东西,除了书本知识以外,更有很多人生道理,至今他仍在受益:“张振声老师教我语文,他毕业于济南师专中文系,只比我大五六岁,当时也就二十一二岁的样子。张老师的家庭出身不太好,但是他有很深的文学功底,骨子里有一种浪漫的气质,这对我影响很大。当时我的语文成绩很好,作文都经常得满分,还在《中国少年报》、《红领巾》杂志上发表过好多次豆腐块。后来我虽然几十年里都在从事枯燥的科学研究,但是一直还保持着一种追求浪漫的精神和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就是因为受到张老师的影响;而许世喧老师则培养了我对物理的爱好,许老师很有才气,但非常高傲,因此得罪了一些人。我由此也引起了警惕,注意更好地尊重别人。”张鲁新说,实事求是地讲,现在自己的成就已经超过了老师,但是对启蒙老师还是非常感激和尊敬,他们都是很有才华、有个性的人,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他们的人生道路上自己悟出了很多东西。

和一般的优秀生不一样,张鲁新并不是一门心思地死钻课本。他喜欢唱歌,曾经考进过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红领巾合唱团独唱组,曾经指挥排练《黄河大合唱》,从小他还喜欢看各种“杂”书:“有用的没用的都爱看,特别是文学艺术的书,当时出版过的小说,包括一些前苏联的原版书,比如《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钢铁是怎样练成的》、《毁灭》、《铁流》……我几乎都看过。不过现在的中国小说我基本不看了,我感觉现在的小说都很浮躁,作家也似乎急功近利;一些肤浅的休闲杂志也不太看,我比较喜欢看优秀人物的传记。”

在最初的想象中,这么多年耐得住孤独、一个人在高原从事科研的人,应该是一个严肃、内向、不善言辞、思想有些传统保守的人,但是张鲁新展现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科学家,他非常乐观、随和、平易近人,充满生活情趣,甚至对最新潮最时尚的东西也不陌生,比如他喜欢谈钢琴,喜欢看电影,比如他喜欢博客,经常浏览大热门徐静蕾的博客。“我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和年轻人很谈得来。现在我在中科院、兰州大学和北京交通大学三个地方当老师,在学生中我拥有很多‘粉丝’。”

多年的艰苦工作,家庭一直是坚强的后盾;心态平和,好事记得清,坏事忘得快;一生只做一件事,青藏高原是永远的眷恋

我们的采访绕不过一个人,那就是张鲁新的夫人李郁芬。对于自己的事业,张鲁新一直很谦虚,但是对于几十年来一直支持自己的妻子,他却毫不犹豫地用了“伟大”二字:“她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但同时又很积极上进,自己在事业上也很成功。她的伟大在于,她的追求超出了一般女性所向往的平稳安定的家庭生活,毫无怨言地支持着我毕生的工作。在把家庭生活、老人孩子都照顾得很好的同时,还努力学习,从一名邮件分拣工一直考到甘肃省邮电总局总会计师。”

张鲁新说,结婚这么多年,可能小事上妻子也抱怨过,但是大事上两个人从未有过分歧。包括1988年,张鲁新一家人在济南短暂而安定的生活。

当时济南修建机场遇到难题,邀请张鲁新到指挥部工作,帮助解决地质方面的技术问题,他接受了邀请,并很好地解决了这个国家重点工程的重大技术问题。省里希望留住张鲁新这个难得的技术人才,为他全家解决了户口,分了房子,还为他的孩子安排了学校。但是一部《西藏的诱惑》的纪录片再次让张鲁新决心回到青藏高原。虽然又要告别得来不易的安定生活,但是妻子再次毫无怨言地支持了他。这次回乡之旅的起止,张鲁新同样记得很清楚,1988年12月9日到1990年2月10日。

张鲁新说:“虽然当时不会做理论上的分析,但是她知道我一直在寻找一条适合我走的路。她知道我走的路一定会成功,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成功,甚至有可能我们都等不到成功的那一天,但她还是一直支持着我。作为女人,能拥有这种思想境界的不多!”

现在妻子已经退休,在北京生活。青藏铁路已经通车,张鲁新也有了一定的空闲时间,但是夫妻团聚的时间并不多,张鲁新还要经常回到青藏高原,铁路通车后会出现很多新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张鲁新说:“需要我的时候,我义不容辞会马上赶来;即使不需要我,我也会时时刻刻关注铁路的运行。”张鲁新今年已经60岁了,但是自己感觉身体还很好,“和45岁的人比起来也不差,再上几年高原没问题。”

对于自己的身体,张鲁新很自信,健康不仅来源于身体的锻炼,还来自于思想的开朗与豁达。张鲁新说,自己个性中最大的好处就是“好事记得清,坏事忘得快”,个人待遇不计较,这么多年来从未向任何人提过任何关于个人的要求。“我的身体在同龄人中可以说是很好的,这也是多年高原生活给我的回馈。我也不需要什么体育锻炼,去一次唐古拉山口就相当于跑了一趟高强度的马拉松。”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张鲁新曾经多次说,自己一生只做一件事。铁路现在已经通车了,这仿佛也只是一条普通的铁路,但却是张鲁新一生的理想与目标。这条朝圣之路上,还有很多像张鲁新这样的跋涉者。张鲁新说:“以青藏铁路作为毕生梦想的人不只是我一个,现在大家对我的承认,也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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